巴塔耶在《色情》中言：“基督教冲动与色情生活实为统一。”巴塔耶笔下的色情显然在相对于世俗范围的基础上意义扩大了，色情从一个低俗的，让人满足原初爱欲的，无意义的事物，通向了一个相对于伦理而言的领域。于是社会上便存在一个对立统一的结构体：被人为构建的伦理秩序与囊含情爱、宗教、信仰、以及纯粹求知冲动的色情。
伦理秩序的存在意义高度存在于对色情的抑制上，社会要求人们以一种持续进行的、高度稳定的方式对社会进行表面主动的社会实践，来维护伦理秩序的运行。三纲五常本质上是一种压抑，而宗教伦理本质上更是一种压抑——通过教条式的律令，以及意识形态的培养即日常常识的构建，人们安稳地活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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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伦理所不愿意看到的事物出现了，这便是暴力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为什么会产生暴力？一方面，伦理做不到在满足人的全部需求的前提下进行构建，伦理的构建往往是依据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而不是人的解放需求，因此，伦理失去了它所梦想的对社会中的人的绝对控制力，不论是儒家伦理的“天下大同”还是基督教伦理的大爱天下，都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而人不被满足的需求被离落在伦理之外——即色情之中（色情是依据伦理而存在的，色情是伦理之非是）。人们不得不向伦理之外寻求色情。但伦理如同穹顶，人必须先通过某种手段打破伦理，才能来到伦理之外，而这手段便为色情。
由此，在伦理与色情之间横亘着的便是“暴力”。人们在伦理下必须通过一种“暴力”来使自己从伦理跳跃到色情中去。而“暴力”的彻底与否直接决定了所获得色情的纯粹程度。我们每个人在伦理之中都必然有一种暴力的趋向，但人们的暴力的彻底程度显然不能够支撑绝大多数人走到纯粹色情的地步。
而不彻底的暴力往往展现出彻底的对于伦理的暴力性，因为彻底的暴力的彻底性就展现在对伦理的彻底“悬置”，在这种情况下，人是决然自由的，因为一种内在的、将伦理悬置起来而发生持续之斗争的必然性在人们的心中展现出来了，人的自由恰恰依靠这必然性展现出来。而不够彻底的、犬儒的、保守的暴力在于：一方面压抑不住在伦理中发生的暴力性，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在伦理秩序下的可供享乐的物质生活，试图在保证享乐生活的条件下去反对伦理并奔向伦理，在这种矛盾中，在这种幼稚的对原初爱欲的模拟中，虚无性爆发出来，吞噬掉人，而身处虚无的人为了对抗这种虚无性，又选择继续重复保守的暴力面对虚无。
而我们怎么达成那彻底的暴力，彻底地将伦理的悬置起来，彻底地追求人的必然性下的真正自由呢？那钥匙便是：绝望。对伦理的绝望。而伦理存在的基本动力就是伦理下的人对伦理的希望。这样，人就失去了将伦理悬置起来的能力和需要，只能在伦理之下玩一些看似十分叛逆，实则极其保守的暴力小游戏。这便是文明史上各个文明都在向其子民宣称“美好的未来一直存在”的原因。那绝望为何？如克尔凯郭尔所说：“无限放弃是信仰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这样，每一个不曾做出这一运动的人都没有信仰；因为只有在无限放弃之中我才会在我的无限有效性之中对我自己而言准备就绪，并且只有在这时才谈得上“依据于信仰去抓住生存。... ... 在骑士放弃的那一瞬间，他向自己确定了那不可能性。”当社会绝大多数人摆脱当前伦理的意识形态束缚而回头将那伦理悬置起来时，伦理也就消逝了。在人在真正开启纯粹的将伦理彻底悬置起来的色情之前，必然会经历绝望的阶段，也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无限放弃”。
我们若想超越那伦理的机器，一方面要保持一份对纯粹色情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伦理机器对我们持续不断的、以机器自己的存续为目的的安抚手段。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言：“实际上发生在意识形态当中的事，也就好像发生在它之外。这就是那些身处意识形态当中的人（你和我）总是理所当然地相信自己外在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意识形态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实践上运用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性加以否认。”我们要意识到社会伦理这一机器在把我们当作燃料，而不是我们在掌控着我们自己，哪怕我们作为人最为核心的情绪，当机器面对缺乏燃料的恐惧时，机器就会勾引出我们它想让我们拥有的情绪（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让我们甘愿成为机器的尾料和尾气。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正处于无限的无意识结构中，处于当前伦理的有限范围之下，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正被结构性虚构玩弄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看清生存的不可能性，看清我们与机器相比之中的渺小，我们也就会看清不可能性的可能性在何方。如果人没有认识到不可能性，人就不可能对可能性加以认识，因为伦理机器总是在将自己的利益制作成可能性的谎言，当人们站在社会中，站在运行严密的伦理机器的轮轴与部件下时，我们也会因伦理飞扬起来的黑灰看不清哪个是谎言，哪个是真话——社会的真实可能性。如果没有历经不可能（即对绝望的感知）的认识，没有进入一种无限放弃的状态，人依然可以有很美的希望，但这种希望是孩子气的，是没能认识到不可能性的，还是被机器欺骗着的。
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再发展，尤其是在媒介上的技术革新，伦理机器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后现代的治理方式转向：从利用三纲五常与色情和暴力做对抗，到通过构建人的需要，将人全然引导向丑陋的暴力（非彻底的暴力），进而将“彻底的暴力”及其所产生的结果——“革命性的色情”悬置了起来，这样机器下的人也就失去了反抗机器的力量，失去了革命性的力量。而这种统治方式主要体现在消费主义中。
消费主义绝非简单的流行文化，其背后有整个资本主义在符号政治经济学下的支撑。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传统政治经济学将使用价值当作某种人本的、神秘化的纯粹需要，但这种“纯粹需要”只是一种构建出来的幻影，是在符号的堆砌中（符号交换价值的体系化存在）建构出来的：
“使用价值没有自主性，如果它只是交换价值通过体系化的整合将其纳入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中，那么它不过是交换价值的附属物或者化身而已，也就不可能将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一个替代性选择，这样，在政治经济学的尽头也就不可能在需要自由的符号下，在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的对事物的掌控中实现使用价值的复归。”
总之，人的需要被控制了。机器聪明地将人对革命性的色情的需要控制了。我在前面说：将伦理悬置起来的手段就是对伦理机器的绝望，而绝望本身成为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事，因为绝望来自于人的需要在伦理之下的实现的不可能性，但在符号体系下，在消费社会下，人们不需要伦理之外的东西了——这是个美丽的完美世界，那些你实现不了的东西你不需要。
也许有的人存有异议：人对美的东西总是有需要的，当对美的需要实现不了时，人的革命性自然爆发出来。这是马尔库塞式的幻想：艺术会拯救人们的！先锋艺术会赋予人们革命性的！（见《单向度的人》）
可人们的审美是合法审美和符号审美的综融。 合法审美即人们在审美配置下所能的审美，有以下两部分因素：1、出身；2、后天学习（出身为决定性的，因为教育资本很大程度上相关于出身）。 符号审美，是人在一种被社会建构出来的、对符号交换价值的需要下发生的审美欲望。 不论是在《区分》里，布迪厄用了乐曲——这包含直接社会信息最少的文化（没有歌词，并且想听就能听到），进行统计分析，依然表现出强烈的阶级区分景观，更别说其他的一些包含社会信息更多的文化（赛车，西餐，哲学书）了。总之，美，这个总是被当作某种人本的东西，也在布迪厄的研究中展现出区隔的存在——人们仅仅会对在自己阶级所赋予自己的艺术审美能力的范围内的艺术形式进行有限度的感知。艺术内部的区隔导致人的需要，人的否定向度，不会被艺术感召出来。人们对艺术的需要高度稳定。
我从色情，暴力，到符号，区隔，展现出了后现代机器是怎么通过构建需要的方式从根本上否定了对革命性的追求，对彻底的暴力之必要性的感知。看看大洋对面的白左吧，他们没有任何对于制度本身的攻击性，仅仅在伦理穹顶的范围之内进行表面上光鲜的、“彻底的”运动，好像展现出一种“颠覆”的勇气，实际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保守性。以及一些所谓的“女权”运动，无视掉了制度与社会意识的互动问题，似乎在社会上呼吁呼吁就可以实现平等一样——试看历史上哪一次平等的新台阶不是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彻底重建到来的？我对那色情哀悼，我对人们的解放性的丧失哀悼。那色情的，那克尔凯郭尔式“信仰之跃”的，誓要将伦理悬置起来的勇气似乎反被社会永远悬置起来了。
教员说：“世界归根到底是你们的。”未来真的在于我们吗？——多照照镜子，看向我们自己的脸吧。
